9月7日，安徽高院在亳州市委机关报《亳州晚报》上刊登公告，向“亳州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”中原判有罪的邱超、范国强、尚成凤等19人赔礼道歉。
这一则新闻让人温暖。联系此前的一条新闻，今年8月《南方都市报》报道，“被关了21天的冤案当事人梁小兵盼恢复名誉无人理睬，广东省公安厅认 定东莞市公安局南城分局应“赔礼道歉”却无人开口，警方称：很少有人固执要句道歉”，更见安徽做法的可贵。因为从要执法者的面子到尊重当事人的面子这中间 的进程其实也是法治的进程。
道歉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作为本来清白的公民陡然卷入违法事件，甚至被判处刑罚，这带来的名誉与精神的损害，都是难以承受的。错案纠错之后，原来 的人生轨迹已经打乱，当事人的状况不是说一句取消原判就能迅速回到原点。在静悄悄的冤案纠错之外，更需要开诚布公地为这些人还以名誉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 赔礼道歉恰是一个开始，它通过这种仪式感，强调司法工作者的责任，也是在正式传递办错案的司法部门的认错态度。而旁观者恰能通过这种见证，重新接纳那些被 错案打乱人生轨迹的当事人。
公开登报道歉比私下上门道歉更加重要，因为有一点是私下上门道歉不可替代的：公开登报是在更大范围内承认这种错误。必须指出的是，在安徽高院这 次登报道歉之前，所谓“亳州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”并没有变成一件全国瞩目的大案，也就是说安徽高院在是否要公开道歉上，不存在舆论压力。现在，他们站出来 赔礼道歉，把这个案子公之于众，其实起到了一种警醒作用，它启示我们，错案道歉不仅仅是给当事人一个交代，也是给社会一个交代，司法机关办错案，就应该铭 记于心。
当然，以程序正义而言，赔礼道歉仅是一个开始，在道歉之后，安徽高院该拿出更大诚意进行相关追责，落实“办案终身负责”。而由此延伸出一个更重 要的议题是，安徽高院针对此案的处理，能否引发某种蝴蝶效应，树立错案纠错的某种范式，促更多地方法院效仿，并以此建构错案纠错的制度工程，建立从登报道 歉到错案追责的一揽子系统程序，兜住司法正义的底线。
